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陈云的经济哲学思想

 

今年6月1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百年诞辰。陈云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卓越才智,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长期领导我国财经工作中所表现出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充分显示了他的深湛的哲学素养。葛兰西曾说过:“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陈云有没有哲学?他是不是哲学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家等问题。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从哲学发展史来看,哲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理论哲学(基础哲学)和应用哲学。与这两种哲学相联系,存在着两类哲学家:一类是专业哲学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可以归入后一类。毛泽东有专门的哲学著作,陈云虽然没有专门的纯哲学著作,但他有深睿的哲学头脑和哲学思维,他是在实践中运用哲学、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可以称之为应用哲学家。陈云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会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他提出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可以说,这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辟概括,是他一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中体现。本书试从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上对陈云思想作交叉研究。陈云经济哲学思想是渗透在他的经济理论中的一系列哲学观点和方法,它与陈云哲学思想、陈云经济理论是密切相联系的交叉关系。当前,无论从经济学理论本身,还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层面上说,哲学的理性关照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由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考和道德规范,这也就突出了经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关于陈云的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国内外尚无专著,论文也极少。近年来,作者曾发表了一些关于研究陈云哲学思想及经济辩证法方面的论文。在陈云诞辰100周年之际,作者撰写了这部《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学习、研究、发掘陈云的经济哲学思想,以纪念陈云百周年华诞。陈云善于从哲学上思考、总经经济问题,在他的著作和实践中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坚持经济学与哲学的相互辩证关系,运用科学的哲学方法,首倡“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理论,主张按比例发展经济,认为综合平衡是制约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好方法;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建设中一系列辩证关系,如:政治与经济、计划与市场、速度与效益、全局与局部、集权与分权,等等。陈云虽然没有论述辩证法的专著,但他整个经济工作实践和全部经济理论,都充满着生动的、活生生的辩证法。陈云处理经济问题和领导经济工作的灵活机动的辩证方法和领导艺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此,学习、探索和掌握陈云的经济哲学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搞好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在充分反映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经济哲学思想的综合、比较研究。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实际问题的探索,都是留给我们宝贵财富,应从哲学上进行论证。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这就是说,任何真正的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新,除了一定时代所规定以外,还有其思想理论来源和实践的需要,有赖于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扬弃。同样地,陈云经济哲学理论也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系统,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参考文献已列出),利用了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成果,谨此表示谢意。作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知识不足,虽然作出了努力,但书中仍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恳请专家、读者提出批评。本文为《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金邦秋著)的“前言”,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5月出版。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但他的最大贡献还是试图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从主题来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发展哲学”。

  6、运用辩证法和系统论的思想,分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第131-132页)的目标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展过程和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某些干部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而忘了为群众谋利益的根本目的,*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经济发展等认识误区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实问题,在邓小平“发展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创新了发展观念,开拓了发展思路,破解了发展难题,进一步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于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科学的发展观同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人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时常常会问: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算不算哲学家?邓小平哲学是怎样的哲学?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的问题。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论述为指导,吸取现代西方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初步地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进而创立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发展哲学”。这种“发展哲学”的具体内容包括如下一些要点:

  邓小平的这一“发展哲学”是应用哲学的最大成果,它不仅从社会发展的本质层次上,而且从社会的具体运行层次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哲学更贴近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更贴近于中国的发展,既具有哲理性,又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一“发展哲学”也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7、运用矛盾力量不平衡和量变质变的原理,分析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提出“先富”带动“共富”[5](第152页)以及“三步走”、“三级跳”,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康为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等。

 

 

 

 

 

  1、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之主题,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尤其需要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题论[4](第337页);

  我们说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体系,其理由是:

 

 

  邓小平哲学从哲学形态上说是应用哲学;从哲学主题来说是发展哲学;从它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来说是同一哲学体系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邓小平哲学是以方法论形态为特征的“应用哲学”

  三是邓小平在哲学的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创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际运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那里,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兼而有之,既建构了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理论哲学体系,又把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倡哲学的解放。邓小平则以哲学的应用见长,他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把辩证法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运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建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发展哲学”,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雍涛

  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这样的区别,哲学史上才会出现某些世界观和方法论背离的情况;也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才给人们提供了在一定条件下单独研究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可能性,人们才据此把哲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哲学(基础哲学或纯哲学),一类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理论哲学着重于世界观即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研究。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应用哲学则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即把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理论来。其特点是其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某一领域中最基本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在哲学与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之间设置中间环节,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为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指明方向,给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这种哲学分类的历史依据,可以追溯到哲学史上康德把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先例[1](第8-9页),其现实依据可以参照自然科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来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编)、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可以看做是理论哲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则属于应用哲学。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理论哲学只占一小部分,应用哲学占了绝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和工人运动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2](第557-558页)列宁的著作几十卷,大部分也是应用性的。毛泽东的著作,从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来看,属于理论哲学的著作是少量的,绝大部分是应用性的,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内容,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创造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曾郑重地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5](第299-300页)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同上述两类哲学形态相联系,存在着两类哲学家:一类是专业哲学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来说,前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苏联时期的米丁、尤金,中国的李达、艾思奇等,后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