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债权转让通告的据守问题,商事债权让与要服从布告制度吗

2019年10月1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法与商法 债权让与
让与通知 [ 导语 ]
面对未来收益权、集合应收账款等新型融资标的,固守让与通知制度将动摇商事债权融资的法律基础,不符合利益和效率这一商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对此,辽宁大学法学院虞政平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辛迪在《商事债权融资对债权让与通知制度的冲击》一文中,通过比较让与通知制度对民事债权让与和商事债权融资的适配性,分析商事债权融资语境下的债权移转依据和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为债权让与制度注入商事思考。
一、让与通知制度对民事债权让与的适用性

债权转让又叫做债权让与、合同权利转让,是指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享有的债权或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享有的行为。那么债权转让的效力如何呢?本文整理了有关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问题的内容,请阅读下面的文章了解。

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生效要件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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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是“不改变债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的过程。但对于债权让与生效要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语焉不详。依据“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学者分别以“债权让与合同生效”或“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移转的要件,形成“债权让与合同说”和“债权让与通知说”。相较而言,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更具合理性,且更贴合《合同法》第80条的立法原意。原因如下:第一,符合债的本质;第二,使得债权让与的逻辑得以自洽;第三,符合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法理。

有关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问题

通知比合同更适于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

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该规定中对通知的效力未作明确规定,通知在当事人之间到底产生何种效力?在不同的立法模式中有所不同,具体有如下几种:

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应体现为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持“债权让与合同说”的学者贯彻了“成立在先,权利在先”的逻辑,将债权让与合同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但此时,债权让与欠缺公示手段,如果后签订的债权让与已经通知了债务人,较在先的债权让与其具有更强的公示性。如果在后受让人已接受了债务人的履行,强行保护在先受让人的利益会造成债权流转成本的增加。

1、准物权行为模式。该模式以德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该种模式认为,债权移转是一种准物权行为,基于当事人的准物权合意发生权利变动的效力。合意一旦达成,受让人便取得债权,而且也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相较而言,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能较好地适用于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一方面,让与通知使得债务人可以监督债权人的债权转让情况,降低出让人将债权待价而沽抑或自行篡改让与合同时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将登记作为对抗要件,在登记系统尚未普及和成熟的条件下,使债权让与成本增加,不利于债权的流转。

2、纯粹意思主义模式。此种模式以瑞士、奥地利为代表。在此种模式下,通知并不对债权移转发生效力,也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是否通知也对债权让与本身不产生影响。

二、让与通知制度对商事债权融资的适用困境

3、通知对抗要件模式。此种模式以日本、法国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指名的债权让与,除非经让与人通知债务人或经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第三人。此种模式通知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一旦相对人之间达成债权让与协议,该协议便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但不得对抗第三人。

通知对于收益权融资的不适用性

我国合同法实际采取第三种模式,该效力有两方面的含义:

公路桥梁等不动产收益权是一系列单个债权组成的权利束,其在出质时无法确定最终形成的数量和数额,更无法确定债权指向的具体债务人,又因该类未来债权缺少基础法律关系的支撑,故其又被称为纯粹未来债权。立法层面虽并未对纯粹未来债权是否可被让与做出明确规定,但《担保法解释》第97条率先承认了不动产收益权的可质押性,并且在实践中有逐步承认其可让与性的趋势。将若以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要件,从根本上否定未来收益权的可让与性,进而导致现有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基础彻底瓦解。从现实角度出发,承认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已为国际共识,固守让与通知要件,其结果无异于削足适履。

对内效力,即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转让合同的效力。对债权人与受让人而言,通知并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债权让与协议,该协议即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是否通知并不影响债权的让与。

通知对于集合债券融资的不便利性

对外效力,即债权让与对债务人或第三人产生的效力。在达成转让协议后,如果债权人没有通知债务人,则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产生效力。即该债权转让只能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拘束力。即使债务人已经实际知道债权转让的情况,但如果债权人没有对其通知,债权转让仍然对其不产生拘束力,在此情况下,他仍然应向原债权人作出履行。而一旦通知后,对债务人而言就确定了债权的归属。债务人便可依据通知清偿债务。也可以根据通知履行抗辩权。例如,《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第83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集合债权融资,是指出让人通过将其对不同债务人享有的多个债权打包为一个整体,一次性转让给受让人并进行融资的行为。鉴于进行融资的债权价值巨大,组成债权包的分项子债权个数也绝非一二。若对债务人分别进行通知将使得出让人不堪其扰,人为提高了债权让与成本,不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债权的经济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情况:债权人将债权转让后,未通知债务人,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债务人以未通知为由提出抗辩,主张债权转让无效,请求法院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法院采纳了债务人的抗辩,判决认定债权转让无效,驳回了受让人的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却是以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为由,认定整个债权转让行为无效,这一理由认定是不当的,显然混淆了债权让与的对内及对外效力。

此外,债权让与通知违背了集合债权融资参与者的实际需要。出让债权的融资人面对的债务人几乎全部是其主营业务的交易对象,若将其出让债权以获取融资的情况告知各债务人,势必影响债权融资主体的商业信誉;而出资方的债权受让人(或受让人的代理人)多为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其本身并无从事非金融业务的利益激励,也无暇完成对不特定多数债务人的债权催收,因而更乐于委托出让人从事债权催收,这样更有助于保证债权催收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实现融资参与方的共赢。

通知与企业资产证券化所依托的法律关系不匹配

债权转让的法律问题探析

在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中,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被归入不同的交易市场。由于存在税务负担和法律障碍,另受限于信托制度的专属性,企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只能借助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来进行体系架构。在该法律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投资人是债权的真正受让人。若在此种法律关系中嵌入让与通知制度,受托人需告知投资人(委托人)其代为受让的债权所指向的具体债务人。但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必然打破作为基础资产的债权与收益权份额之间的联系,难以实现投资人与具体债权的一一对应。因此,让与通知制度对企业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债权融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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